城门都市唐长安通化为主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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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 刘海峰扫校 点击: 822。

一

一、引言:城門與都市

它與城市流動與控制都有緊密聯繫,一個城市的城門和街道,與政治生活、制度運作有著緊密的聯繫[1],門有著各種意義,建置、佈局與等級制度、政治制度緊密聯繫,城門的社會性往往容易被忽略,與城市中其他部分相比,在宫城、皇城、街道、坊里之間,對各類門,在一定意義上,唐代都城長安城的規劃整齊有序,通過限制、分割、聯通空間,但卻賦予了城市各種活力,存在不同等级、不同類型的門,門在政治活動、制度運作、軍事鬥爭中也具有不容小觑的作用,它們成為限制、疏通這些空間的關節點,門,看似城市的附屬物,由於地理位置、所附屬建築物的性質,作為建築結構的一部分,甚至是身份、秩序與權威的體現[2],但實際上,唐代有嚴格有序的管理,其主要功能是封閉、隔離、交通、疏散、防護,而且。

妹尾達彥在論證唐長安城的禮儀空間時,陳寅恪分析了長安宫城北門玄武門地勢及守衛北門禁軍與唐前期中央政治革命的重大關係,學者也早已意識到門作為空間的一部份所具有的作用,論述了唐代宫城諸門在文書傳達、行政運作過程中的作用與意義[4],論證了玄武門在地勢上與軍事上不容忽視的作用[3],其所處的地理、空間佈局,注意到宫城門、街道、都城門是王朝儀禮展開的重要空間組成[5],決定了它在政治、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穴沢彰子則分析了長安城門樓、寺院,松本保宣則考察了唐代的側門論事,如,就唐長安城的城門而言。

從不同角度展示了長安城諸城門在唐代長安政治、禮儀、社會中具有的作用,而是和社會、人事息息相關,也提醒我們門并不只是建築的裝飾物,作為唐代生誕節的舉行場所的現象[6],這些研究。

城門安置守衛、定時啟閉,保衛都城並控制城内外的交流,城門作為都城防禦體系之一,以保衛皇家及控制城内,方能啟閉城門,唐制規定城門敞閉有時,兼及防衛、控制、權威各種功能,并記錄在案,《唐六典》記載:,還具有軍事防衛的功能,由“城門郎主掌京城、皋生宫殿諸門開闔之節,在保證城內聯絡暢通的前提下,是整體防禦體系的一部分,顯然這是維持秩序、保證安全的一種手段,城牆作為都市與外界的物質分界,作為城中内外通道的門,除了區分城與郊,長安城的外郭城,以及統轄城内居民的作用[7],需遵循嚴格的開闡制度[8],必然也是控制的關鍵點,因此,還要保障安全,奉其管銅而出納之”,如果有特殊情況,則需要上奏申請。

殿門及城門若有敕夜開,受敕人具錄须開之門,宣送中書門下,奉旨、合符而開闔之,若非其時而有伞放閉,则詣閣覆奏,[9]。

均可能關涉非時敞閉城門的問題,當事涉緊急時,故朝夕敞閉有嚴格的規程,外郭城門為都城防衞的關鍵,任何社會都會有緊急、特殊情況發生,地方緊急事件的上奏,則需按規程備案,根據這條史料,我們可以想象,諸如中央加急文書傳遞。

作為進出城的要路,御史臺奏請條流京城文武百僚及庶人喪葬事,散榜城市及諸城門,長安的外郭城門,各色行人雲集,是人群頻繁流動之地,令准此條流,宣示一切供作行人,因之也成為政令、信息頒佈的重要通道,也是禮儀、權威的展示空間,比如,會昌元年(841)十一月,便建言:“伏乞聖恩,宣下京兆府,令知所守,” [10]。

諸州榮城門,還是許多禮儀祭祀的對象,則需榮祭國門,城門,《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志》云:,據文獻記載,文獻記載表明,唐制:久雨不止,也是儀式展開的空間,都邑之門是人眾聚集以及公共信息傳播的重要場所。

其州縣縈城門,乃祈山川、嶽鎮、海瀆,三日不止,三縈、一祈,縈京城諸門,州縣城門用一特牲,不止,不止,祈社稷、宗廟,每日一縈,祈界內山川及社稷,國城門報用少牢,若霖雨不已,門别三日,皆準京式,並用酒脯醢,[11]。

在上述止雨榮門中,都曾因久雨不止而祭祀都城門,古人認為雪霜風雨不時是因為天地陰陽失調,北門為坎水屬陰,在諸門中又以北、南二方位的門在陰陽中直接關乎水、火,開元、天寶、咸通、天祐年間,“求雨閉諸陽,《久雨禁祭國門》條[12]詳細陳述了祭祀都城門整個過程,如南門為離火屬陽,榮明德門,天祐三年(906)九月,同時禁止屬於陰性的女性出門,對坊門及相應的歸屬於陰、陽的事物也會有禁忌,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造就是為了“閉諸陰,榮明德門[14],又要以南北向的門最為重要,崇門並不只尽限於都城門,榮京城門”,所以在榮門中,該書卷一四五載:“[天祐]三年九月,他們便根據城門所在方位將其分成陰、陽兩大類別,“久雨,久雨,“積陰霖雨不止,而城門之神“配陰含德”,我們可以明白城門開敢象徵的意義,詔以久雨,唐政府禁都城正南的明德門(長安)、定鼎門(洛陽),謂若閉南門禁舉火,閉坊市北門,六旬不止,如不止,縱諸陰,差官榮都門” [15],縱諸陽”之故,以及關閉坊市北門和水井,” [16]根據柳宗元的《榮門文》[17],天寶十三載(754)秋,“大霖雨,其止雨反是,遣工部侍郎孔續榮定鼎門,於是,於是,九月,開元二年(714)五月王子,對此《冊府元龜》所述更為具體,止於三日,《通典》卷一二,我們便看到,禁婦人人街市,人亦乏食,” [13]咸通九年(868)六月,恐妨農事,祭玄冥太社,又,害稼,蓋井,[大雨]壞京城垣屋殆盡,實際上,但是,如前所言。

最後磔雄雞於宫門、城門處是為了阻止已被儸者驅逐出門的惡鬼重又返回入門,太子二隊,磔雄雞於宫門、城門” [18],天子六隊,根據《新唐書》卷四八《百官志》太卜署條的記载,以逐惡鬼,在該驅灘儀式中,此外,每年季冬,令、丞等“帥振子堂赠大攤,方相氏右執戈、左執榍而導之,唱十二神名,攤者出。

長安城門既是禮儀展開的空間,也區分了禮儀的空間,城牆突出了城與郊的差別,區分了城郊,因此,有不少國家禮儀如郊祀、祈雨的建築在長安城外周邊[19],其外郭城諸門便成為皇帝祭祀這些禮儀建築時的通道,成為帝國禮儀及祭祀的通道。

這是社會流動中人與社會互動的基本體現,郭城城牆首先成為都邑的最為物化的一種邊界,它將都邑分割成城内、城外兩個實在的空間,若以社會流動的角度視之,都邑之城門還是空間轉化的仲介,成為人為操控的對象,由於政治需求等具體原因,空間往往被主觀地賦予某種特殊的意蘊,於,從而出現延展、變形,但是。

這種遊移使得都邑的邊界在人們的觀念中呈現出一種不均衡的狀態,都邑社會的邊界也就随之出現遊移的現象,由此也影響了人們在觀念上對都邑邊界的認識,而這種狀態又是跟不同的郭城城門的地理位置及其被賦予的不同的意義緊密相關的,交通所引起的社會流動起了極大的主導作用,是,於此。

作為這個動脈上的關節點,交通是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的動脈,亦為全國交通網絡上的關節點,作為城市有機組成的動態部分,從而有效實現在整個交通網络上王朝政令的流通和權力的運作,維持一定的秩序;交通也是城市規模、範圍、空間擴展的必要條件,王朝對這個網路上的各驛站和城、鎮進行管理、監控,讓城門既維繫城邑與外界的信息傳遞、物资轉運、人員流動,進而實現對整個王朝的統治,具體是如何支持長安社會運轉,長安藉助交通系統聯結成網路,宮城、皇城、外郭城的門,長安的外郭城門、附近的驛站,交通有規劃空間的功能,作為社會運行、交流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連通一座座城、鎮、軍事要塞,它是如何彰顯長安社會的品質,是唐政府藉以維繫自己中心地位、實現自己對整個國家的統治的重要措施之一,往往表現了這個國家或城市的特質,都是交通的關鍵,通過它,城門,長安有發達的陸路與水路交通[20],就長安城而言,通過各種管理細則,以保證政令流通的時效性和安全性,政府通過一定的律令規定,作為進出城邑的主要通道[22],而長安又赋予它什麽樣的特色呢?,又能保障城的安全、秩序,交通就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成為其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連接、分割、重組空間,以確保物質供應及對王國的控制,圍牆之内的都市,需要與外界聯絡,正所謂“凡萬國之會,傳遞政令、消息,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内”[21],轉運物資,四夷之來,如前所言,然而。

通化門和開遠門之間的横街是長安東西向街道中最寬的,開遠門為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與開速門東西相對的外郭城門是通化門,史載要以東出的通化門、西出的開速門以及南面的明德門最為繁忙,在長安郭城諸門中,明德門在今西安楊家村西南約80米處[23],開遠門向西,馬京城東面北來第一門,皇帝出宮城西行,《長安志》載“臨皋驛在[長安]縣(治,在今玉祥門外、棗園村東南,長壽坊)西北一十里開速門外” [27],東南出武關至荊襄,從通化門東出潼關至東都,中段穿遇宫城與皇城之間,坐落於今西安火電公司東南角[29],均取開遠門出入,西域來人也由此進入長安[26],凡西行至鳳翔、隴西,為唐世交通最為頻繁之兩道,或西北赴奉天出朔方,側臨開速門下[28],在今西安西郊大土門村一帶[25],皆以此為首途,是臨皋驛,北去大明宫丹鳳門止兩坊,從明德門南出子午谷的道路已不易推論[24],其寬三百步,無法詳述,當時,或西南人蜀。

但卻能體會到這些空間活動蕴含著社會地位、社會關係的變動[31],在政治運作體制和官僚體制中的地位,在感受空間的權力效應之餘,以及這種流動所代表的社會背景,從中也能夠進一步體會到作為國家政治中心的長安,我們雖然看到的是一幅幅人群流動的畫面,整個都市社會形成一定的印象[30]。

二、通化門

若經春明、延興、延喜門,次經春明門、延喜門,通芙蓉園,則至芙蓉園矣,複道自大明宫至通化門便可入興慶宫,又可以達曲江芙蓉園,由通化、安興門,自大明宮夾東羅城複道,築夾城,《雍錄》:開元二十年(732),而外人不知也,按,[32]。

複道的修建不僅是考慮到皇帝出入的安全,而且也使得信息流通和政治權力的運作更具有隱蔽性,亦充分表明,通化門在京城諸門中關涉要害。

通化門位於皇城、宫城之間横街的東人口,又與宫城、皇城相去不速,遂成為兵亂和政變雙方攻人宫城的首選途徑以及控制與嚴防宫城的重要據點(下页表1),地處政治重心東内和南内之間地帶,在政治上成為逼迫軒禁的必經之地,這在涇原兵變期間以及晚唐表現得最為明顯,更重要的是迫近大明宫,具有軍事戰略意義。

城門在此處又是城市流動的連接點,它要與周邊以及全國各地保持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繫,長安城通化門還具有如下的功能,通過該連接點,我們能感受長安與外界的聯繫及其日常運行的狀況,而交通無疑是維繫這種空間聯繫的重要途徑,而是帝國統治網絡上的一點,我們可知除了前面論述的之外,每一城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為了維持正常的運行,藉助史籍所載。

其一,送葬、出殯的重要通道與場所。

所以送葬儀仗經常要出入城門,長安城外,除了有農莊園林、寺院,周邊尚分佈許多墓地,唐代史。

表1 通化門所發生的政治事件。

德宗便遣百官於延興門臨送[34],代宗詔宰臣百官祖送於延平門外[36],懿宗與郭淑妃御延興門哭送[35],咸通十二年(871)二月,廣德二年(764)十一月,貞元十一年(795)馬燧出葬時,文獻所見有延興門、延平門以及通化門等,李光弼葬於三原,葬衞國公主於少陵原,籍中沒有留下送葬是否要經由特定的郭城城門的記載,如。

可推測通化門成為皇室喪葬禮儀中東出的主要通道,使得皇室靈柩從通化門東出為最便宜的選擇,客觀上又成為長安城一道別致的風景線,由於長安城北郊、尤其是東北郊為唐帝陵集中區,又因出殯時多有民眾圍觀,在這些郭城城門中,通化門所處的地理位置,這種相對位置,使得它與皇室府邸相去不遠,同時,由此,《舊唐書》卷一五〇《李源傳》載:。

百官送於通化門外,有陵無號,發引之日,是日風雪寒甚,韶置陵署令丞,列位哭送,[李諒]葬於昭應,其年(貞元十五年)十二月,近歲未有,[37]。

又《太平廣記》卷三四五《裴通遠》條引《集異記》云:。

妻女輩亦以車舆縱觀於通化門,憲宗靈柩從通化門出,前集州司馬裴通達家在崇賢里,唐憲宗葬景陵,” [39]代宗元陵所在之富平,又李端《代宗挽歌》云:“警蹕移前殿,宮車上渭橋,馳馬驟至平康北街??[38] 顯然,跟景陵在長安城東北蒲城三合鄉金熾山有關,都城人士畢至,及歸日晚。

縣莊里鄉檀山同樣在長安城東北,可知代宗靈柩也是從通化門。

居住在長安東部諸坊的宦官及其夫人多葬於城東萬年縣所轄諸鄉内;而居住在長安西部諸坊的則多殯於城西長安縣所轄諸鄉内[41],所以通化門恐應也是這些人物出殯時的一個主要通道,另據相關研究,從宦官在長安的居宅與其墳塋分佈的關係來看,東北部更是宦官、禁軍將領和權臣宅第所在,唐長安官人多居東城。

其二,都市水利的重要人口和貨運、商業的聚居地。

城門就是運輸的通道,通過車輛經春明門運抵城内的景象,《朝野俞載》卷六載:“帝(太宗)笑而賞之(王無导),運到長安城,各地的物资通過水路、陸路轉運,更無所有,更不復賞,朝廷與居民的生計所需要的物资,並與之,各地租庸轉運至京城,交通是提供物資、互通有無的主要手段,唯得麻三車,長安作為都城,” [44]這段文字記載叙述了唐太宗時期,令於春明門待諸州麻車三日,帝知其命薄,來自全國各地,?坐三日,屬灞橋破。

又經通化門運至城內,通過漕運、陸運輾轉運抵都城,表明通化門成為度支使運送物资的一個必經之道,通過這兩個例子,運至都城來支持朝廷、官員以及城內居民生計的動態過程,逢度支運乘,” [45]這說明各地獻納物資,見《唐語林》卷六載:“[宋沈]又曾送客至通化門,文獻中片言隻語的記載,我們就能體會到全國各地物资通過各種管道,同樣。

正因為城門是朝廷、商賈轉運物資,也會出現提供交通工具、勞役的商業活動,故城門附近,因是交通要衢,通化門便成為諸多車工聚居勞作之處,以及各階層出入京城的通道,《太平廣記》卷八四《奚樂山》條引《集異記》云:。

上都(長安)通化門長店,通鑿三竅,多是車工之所居也,廣備其财,募人集車,輪轅輻毂,皆有定價,每治片輞,懸錢百文,雖敏手健力器用利銳者,日止一二而已,[46]。

城門附近由於人員流動、商旅進出,故由此便出現一些小店來為行人提供日常食宿而盈利,所以人們往往在城門外附近等待城門開啟,由此催生了城門附近各種商業經濟,城門是人群流動頻繁之地,因為長安城門啟閉有時,至城門,應需而產生一些提供食宿、運輸的店,《太平廣記》卷二八三載:“唐郎中白行簡,為往來行人提供交通工具,夢二人引出春明門,所以通化門附近長店聚集眾多車工,” [47]又據吐魯番出土的《唐質庫帳歷》載有劉娘於“延興門外店上住” [48],太和初,店有鬻餅飪者,作為城内外的通道,上述史料說明,除此之外,如,因大醉,至一新塚間,天將曉而回。

其三,臨送、勞遣與送行的場所。

城門是一個權力展示的空間,門樓作為高層建築,都城的門與街道,這樣既便於民眾聚集觀賞,這是一種權力的炫耀、展示,統治階層通過遣一空間,建築形制上形成了高度,這是因為,往往連接而成一個展演的空間[49],而又通過門樓來形成距離感,尤其是地鄰皇城、宮城附近的街道,將獎賞、懲戒、勝利、權威通過儀式展現給都城民眾看,穴澤彰子所作《唐代門樓表》展示:唐代,門樓往往成為大赦、宴請等重大事件舉行的場地[50],又便於統治者融人民眾中,在此意義上,更是重要區域,以及鞏固和加強。

因此成為一個公私迎送的場所,又是城内外分界,而外郭城門,長安作為都城,是進出城内的通道,韓愈《送楊少尹序》云:,於是公私迎送是社會生活中常有的一幕,官員、使者、商賈往來紛紜。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而後世工晝者又圖其跡,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朝辭位而去,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國子司業楊君巨源,一旦以年滿七十,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漠史既傳其事,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

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 [51]。

可見,都門外的送行,有著久速文化淵源與涵義,且能表現出行者德高望重,或者擁有特殊的地位。

唐代帝王親至通化門的迎送,通化門的送行中,皇帝通過禦臨城門送行、迎接名臣勳將,最為耀眼的即是皇家的送行,這是具有儀禮性的迎送,是具有崇高的嘉獎性的殊遇,以示自己對他們倚重之情。

皇帝還要親臨通化門送行、迎接,皇帝親赴通化門臨送、勞遣,將出征者送出都城之外,通化門樓上下内外便成為一個展示皇權的整體空間,唐代皇帝於通化門臨送和祖道多與國家重大軍事行動有關(表2),踏上征程,顯然是一種無上的榮耀,對出征者而言,每次軍事出征,也許因為靠近大明宫,甚至為了突出隆重和尊寵,多經此門出入,或者將領征戰凱旋,從现有材料看,作為京城的邊界,由此。

綜上,通化門作為唐時東出的一個主要交通要道,除了平時的人員往來之外,更兼具有運輸國家物资、皇。

它纔成為我們瞭解一個城市狀態的關節點,都城門作為一個界限,也是溝通都市與外界的通道,通過嚴格的啟閉、進入控制,這些功能大多直接跟國家這一層次相聯繫,帝臨送、皇室出喪、軍隊出征等重要功能,來增加都市的威嚴,同時我們也能體味到,可見通化門的重要性,它是城市的防禦體系之一,因此。

三、章敬寺

章敬寺的前身為魚朝恩通化門外莊,該寺位於長安城東,章敬寺是通化門空間的一種自然延伸,引《代宗實錄》云:“是莊連城對郭” [57],說明其在通化門外,可大致判斷章敬寺鄰近通化門,文獻亦稱“[章敬]寺抵國門,但很接近城郭,在通化門之外[56],《長安誌》卷一,魚朝恩請為章敬皇后立為寺,又據《舊唐書》卷一六《穆宗本紀》載:,可以說,賢愚必至” [58],據此。

上(穆宗)御通化門,觀作毗沙門神,[長慶三年]十一月,因賜絹五百匹,[59]。

接著,《冊府元龜》記載了同年十二月,穆宗又賜章。

表2 唐朝皇帝於通化門的臨送、勞遣。

用“毗鄰”二字來描述通化門與章敬寺的相對位置應不會失之偏頗,可見長慶三年十一月穆宗御通化門觀所作之毗沙門神像,敬寺毗沙門神額,應在章敬寺中,則可知章敬寺距離通化門不遠,從通化門便可作此觀,應即在目距之內,若再與前引“是莊連城對郭”相勘,既然。

章敬寺這樣的地理坐標,顯然更便於唐朝皇帝的臨幸行香、做功德(表3)。

更能突出長安城的外郭城門作為都城與地方社會交通網絡上關節點的作用,我們側重論證了通化門在長安流動及控制方面的作用,在通化門一節中,通化門作為進出長安城的主要通道,我們不能忽視章敬寺這樣特殊的地理位置讓它在長安社會空間流動上所發揮的作用,也在唐代社會流動的交通網絡中成為迎來送往的一個重要場所,除了上述活動,毗鄰通化門的章敬寺,長安的寺院本身就是各種儀式、禮俗活動進行的主要空間之一,是朝廷迎送勳貴重臣的地點,然而,而如上文所述,由此,史載:。

長慶時,李光顏出鎮之日,百僚以“故事”,送別於章敬寺,而穆宗則御臨通化門以送行,“故事”則表示是以往約定俗成的慣例。

武宗時期,文武百僚以同樣的儀式依朝班位次在章敬寺門前迎自回紇歸京的太和公主,。

城門為城市動態機製的一部分,地處距通化門不遠的驛道旁,章敬寺自然成為通化門在空間上的一個延伸,徵之史籍,章敬寺最為宏大隆重的迎送場面,就是闆於太和公主出蕃和親與自蕃還京的兩次,故在朝廷的迎送儀式中,章敬寺成為一個重要的地點,皇帝在城門送行,百官在寺前恭候,《唐會要》卷六《雜綠》云,。

表3 唐朝皇室、朝廷在章敬寺的活動。

以及從長樂驛迎接太和公主人城在後的舉措,穆宗以半仗於通化門臨送在先,太和公主不僅是穆宗的妹妹而已,通過皇帝親至城門,這樣迎送的儀式,在長安城居民中也引起轟動,便說明了他對太和公主和蕃的高度重視,在該事件中更承擔著國家的使命,更是增加了儀式本身的盛大與莊嚴,人們聚,朝廷百官列班恭候。

由此再一次說明通化門對於唐朝帝王在都城空間上的特殊意義,穆宗同樣也是在通化門臨送,是表明都城外郭城門在空間内外上的界定意義,不過提高了臨送以及後來迎接的規格而已,集觀看,更是增強了儀式的效果,而即便如此,換言之。

起源於毗沙門在安西城門樓上卻敵的傳說,穆宗、文宗繼續崇奉毗沙門天,於章敬寺作毗沙門神像,所以城門或城門附近的寺廟供奉毗沙門,毗沙門天信仰波及各地,在軍事上的確被視為具有輔翼、鎮守都城的戰略地理位置,章敬寺地當國門,正如唐政府在長安城其他地方修建毗沙門神像的用意一樣,毗沙門天王集軍神和福德之神性於一身,毗沙門崇拜在中原的盛行,章敬寺又有了護國的意味,又賜毗沙門神額(見表3,也是借其中供養的毗沙門神的威力,因章敬寺就在通化門外附近,應當有守護城門的原因,上述我們已論述了當朝廷要對外有大的舉動,多處修建與毗沙門有關的建築[68],唐政府希望在對付外敵和壓抑藩鎮的過程中得到他的庇佑和加護,駱元光屯章敬寺,也就成為儀式展開的空間,穆宗以錢一千貫賜章敬寺,在長安,皇帝出宫駕臨通化門送別、迎接,希望取得軍事上的勝利,舉國上下信仰狂熱,李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唐廷在送出征將領時選擇章敬寺,事實上,為了強調重要性,以鎮京城[69],或者重臣宿將出鎮、人京,經玄宗和憲宗的進一步宣揚和推動,前文說到,長慶三年十一月,涇原兵變期間,在這場所儀式中,由此視之,於是,我們知道,突出隆重,而朝中百官則立班侍奉,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故事”,次月,07),如。

選擇在章敬寺中置毗沙門神,這也恰說明了城門拱衛京城的重要作用,某種程度上跟通化門在國家軍事戰略上的重要作用是分不開的,當然,同時。

四、畏樂驛

前已述及,城郭門作為帝國都城與各地聯繫網。

所以將國都與其他城市的驛站移到城外交通幹线上[70],能體現出其在都城空間擴展與限制上的作用,都城與地方之間,驛路可謂唐代物資流轉、信息溝通、人員往來的主要管道,城內、城外的驛站,官方的信息、人員、物資主要依靠驛路來傳遞、轉運,國都城門之外,由於長安城存在宵禁制度,都有著制度限定[71],無論對於人驛人的身份、車馬、食宿供给以及停留時限,就依靠驛站,亦可視為城市機制的组成部分,京畿附近的驛站,長安城的權威和核心地位得以發揮作用,通向四方的,络上的一個點,唐代律令設置了一套嚴格的管理館驛的規定,依靠這些驛路,因此,政務繁急,更是關涉重要。

向東的交通主幹道上首個驛站就是位於通化門外東七里的長樂驛,通化門外,長樂驛站是他們被迎送的第,對於進出長安城的官員、各國使者,根據史籍。

置長樂驛[72],兩驛之間,該驛下,因原來都亭驛至滋水驛較速,驛馬多有死傷,據《長安志》引《兩京道里記》所載,一站,這樣的迎送,在禮儀上是隆重的,塑造了威嚴、尊崇、輝煌,無形中也提高了國都的地位、氣派,故聖曆元年(698)有敕。

長樂驛為我們提供了瞭解長安與全國社會流動網絡形成的視角,東去滋水,它往往不僅與長安空間融合為一體,作為京師東行主幹驛道第一驛,更能體現中央與地方的人員、物資、信息流動的過程,基於長樂驛地理位置的特殊,西去都亭驛,而且又體現出它獨特的涵義,臨渡水,在一些活動中,京城內的公私送迎筵餞皆集於此,潼關、武關、蒲津關三道之總道口,同時。

這可能與都亭驛位於長安城內,它與通往全國各地的驛路連接在一起,為全國中心驛站,位於長安城朱雀街西通化坊内的都亭驛,通過郭城的城門,而後兩者卻已出東、西城門帶來的感覺有關,若與長樂、臨皋驛站相比,曾為使臣、官員從京城出發到地方的首發站,卻體味不出這裹有離別、送別的場面,是使臣、官員出入的核心區域[75],可謂政令通行之樞纽,離愁别緒的意味就淡了許多,但從文獻記載中。

長樂驛不僅成為長安社會的一個延伸,長安為都城,否則長樂驛也是官員進入長安城暫時休整的一個地點,長樂驛便成為離開、進入京城的一個重要坐標,有了空間上的距離,長樂驛又似乎成為長安城的一個起點與終點,在空間上,作為官方的館驛之一的長樂驛,也成為長安社會與地方社會的一個界線,長樂驛已不在京城内,因為位居都城側近,朝廷都要派專使在長樂驛迎送,出了城門,城門啟閉有度,在旅途的意義上,自此就要踏上旅程,很多重要官員出入京城,也就成為送別的場所,因為,所以,據史料所示,就此而言,並且,除非事涉緊急,由此。

我們知道,迎接、送行的儀式也是身份、社會地位、各種關係的體現,倘若能在國都遇到隆重的接待,更是一番不同尋常的禮遇,長樂驛站作為長安東出主幹道的首個驛站,就上演著各式各樣的迎送。

此時的長樂驛、通化門、城內大道與宫門、宫内殿堂,這代表了最隆重的迎接禮儀,朝廷在此安排隆重的迎來送往儀式,而皇上則駕臨宫城、外郭城的城門來迎接,百僚朝班在長樂驛歡迎,代表著所謂的重視、殊遇、特別,便融為一體,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政治展示空間。

就有皇帝派遣的宮中使者將他們迎接到城內的禮賓院,他們自揚州等城市踏上前往都城長安的旅程,等待接見,這是一系列禮儀的一個序幕[77],日本曾多次派遣使者到唐朝來,到達通化門東的長樂驛。

往往在進出長安城時給予最高規格的禮遇,顯示對所迎送之人給予的地位、獎勵和特別對待,進出長安城,朝廷對有特殊功勳的人物、或在特殊時期臨危受命的重臣幹將,《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了郭子儀在平定安史之亂中取得重大勝利後,往往與他們個人的榮顯、前程、得失成敗緊密聯繫在一起,唐代官員作為王朝官僚體系的一員,班師回京,肅宗安排的盛大迎接活動:。

乾元元年(758)七月,[郭子儀]破賊河上,擒偽將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敕百僚班迎於長樂驛,帝(肅宗)御望春樓待之,進位中書令,[78]。

長樂驛又往往在空間上成為長安城的一個延伸,往往會把長樂驛作為進人長安城內的開始,至長樂驛迎接,這也有空間上的意蕴,代表一種禮儀、場面上的隆重,命百官列班迎於長樂驛,賦予了一段迎送的空間和特殊含義,而在一定意義上,這樣位於城外、又接近京城的位置,奔京城而來的人,百僚出城,太和公主自回鹘至京城,郭子儀乃勳臣,當然是一種嘉獎,而不是在城中宫殿中等候迎接,在安史之亂中力挽唐王朝的危機,同時,再如上文所引,朝廷也舉行了極其隆重的儀式。

更多的情況是皇帝派遣中使至長樂驛賜食給出任地方的官員,這些舉措賦予長樂驛以政治地理意義,或者到京城就職的官員,以示迎送之意,也代表了一種賞賜,柳宗元《為楊湖南謝設表》云:。

臣以多幸,臣某誠權誠慶,臣某言:中使某乙至,賜臣長樂驛設者,奉宣聖旨,恩榮特殊,宴飲斯及,顧茲厚禮,猥集微躬,頓首頓首,属此昌時,任重方。

表中記述了皇帝遣中使到長樂驛為楊憑設宴送別的情形,無任感恩欣躍之至,流愷悌於皇風,均乳哺於赤子,少陳微效,豈謂鴻恩繼至,陸海兼陳,[79] 這是柳宗元代貞元十八年外任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的楊憑作的謝表,飴醴皆設,隅,職忝文武,甘受素餐之刺,知無肉食之謀,以憂以惶,寤寐無措,豐膳爰來,庶當奉揚聖澤,覃布遠人,上答殊私。

相同例子甚多,如,李商隱《為中丞榮陽公赴桂州長樂驛謝敕設狀》云,。

右,今月日中使某奉宣追止,就長樂驛賜臣及將吏等設馔者,將承閥寄,尚忝朝恩,絡繹八珍,芬芳九醞,酒自堯鳟,馔分禹膳,猶食指告祥,朵頤有慶,爰於近驛,式降貴臣,臣階緣薄伎,塵辱修塗……忽委廉車,乍離閨籍,誠欣列土,實耿辭天然,下沾將校,旁耀路歧,[80]。

又劉禹錫《為杜相公自淮南追人長安至長樂驛謝賜酒食狀》云,。

品越脤胳,味兼醪醴,右,臣今日至長樂驛,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酒食者,具官臣某,伏以恩降王人,榮分御膳,未展儀於雙闕,先受賜於八珍,頓驚凡口,倍益歡心,無任欣躍,[81]。

另有官員出行,同僚、部署或者門生送行於長樂驛,從中我們亦可體味此人在當下官場中的地位、處境,如《新唐書,吳武陵傳》記載,。

”郾謝已得其人,”郾曰,“如教,大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追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為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赋見還,”牧果異等,[82],”因出袖中書捂笏,郾讀之,乃杜牧所赋《阿房宫》,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

又《唐摭言》卷三載,。

大中十年(856),鄴颢都尉放榜,請假往東洛覲省,生徒餞於長樂驛,[83] 雖然這是官場人際上必要的儀式、禮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透漏出官員在仕途中結成的利益團體,甚至在有的場合、時機,這種送別最能體現人際關係,也是他們向社會展現其關係,甚至矜誇這。

種關係的手段,對雙方都有著非同一般的榮耀。

正如白居易《長樂亭留別》所道,,上述只是在送別中比較隆重、榮耀的場面,可是,對於那些貶官出京的人,在長樂驛,卻是另外一種心情。

灞潼風煙函谷路,曾經幾度别長安。

昔時蹙促為遷客,今日從容自去官。

優韶幸分四皓秩,祖筵慚繼二疏歡。

塵纓世網重重縛,迴顧方知出得難,[84]。

長樂驛應該見證了出入京城的官員、百姓的得意與悵然,長安都城,以及現時辭官離京不同的心境,在詩中,白氏很好地表達了自己從前幾度貶謫的狼狽,名利之地。

皇帝派親信送地方官員歸還,或者送官員赴任,《資治通鑑》卷二一七記載了發生在天寶十三載汀54)三月安祿山由長安辭歸范陽過程中的一件事情,而有的送別,卻使得長樂驛成為王朝權力以及政治權術運作的一個舞臺,不僅在禮儀上有優寵的表示,同時也是試探大臣態度的途徑,其文曰:。

上問:“祿山慰意手?”封曰:“觀其意快怏,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故也,珀為盧溪司馬,必張泊兄弟告之也,曰:“此議他人不知,貶張均為建安太守,”上怒,上令高力士餞之長樂坡,”上以告[楊]國忠,[安]祿山之發長安也,泊弟给事中椒為宜春司馬,及還,[85]。

令於樓前上馬,上又賜全忠詩,百官班辭於長樂驛,[朱]全忠辭歸鎮,至四鼓乃罷,夜二鼓,又餞之於延喜樓,上臨軒泣別,全忠亦和進,又進《楊柳枝辭》五首,胤始還入城,上復召對,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戊戌,留宴壽春殿,崔胤獨送至霸橋,自置餞席,[86]。

崔胤在送朱全忠至長樂驛後,其代表皇帝到長樂驛送別地方節帥的親信高力士、崔胤入城後,來表明對朱全忠的重視與優待,於是長樂驛也就成為朝廷政治鬥爭的一個延續,結合當時昭宗與崔胤依靠朱全忠之勢力方得以返還京城,其目的在於通過送別中超越常規的禮節,就更能理解這一送別的過程,都又被皇帝召對,又更便於交談與探聽虚寅,或許這是皇帝進一步探聽官員態度的方法之一,還繼續前送到長樂驛束三十里的霸橋,這些表面的措施實際蘊含著朝廷對安祿山和朱全忠的忌憚之心,尚不能表示對其重視,“祿山慰意乎?”“全忠安否?”都道出了其中的奧妙,問以送別的情況,以上所引兩個事例中,而更多時間的私人相處。

朝臣之間也以巧妙地運用長樂驛的迎送為權謀,在這裹展開了一幕幕明爭暗鬥的較量,《資治通鑑》卷二五八“李克用驕恣不曉軍事”條云:。

這能體現長樂驛在空間甚至制度運作過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意義,我們又能從此事體會到它作為都城空間延伸的意義,同時。

李錡傳》記載:“神策軍自長樂驛護至闕下,” [88]《冊府元龜》卷四三四又記載文宗時李同捷首級被送往長安的事情:,還有另一種自長樂驛迎接人京城的情形,平定了浙西李錡,代表了一種警惕與嚴陣以待,憲宗時期,送於京師,並下詔削其官爵,據《新唐書。

我們卻能體味出其背後所有的權力、地位以及社會關係,都有這些社會意義的象徵,因此,雖是簡單的迎來送往,所有儀式上的隆重。

無論是長樂驛所體現的交通與長 安社會流動的關係,這不僅是長安城社會流動的一個表现,而在長樂驛站附近也就有了為民間或者不能享受官方驛站服務的私人止宿的店,也將長樂坡作為一個送別地,成為長安社會一個延伸點,這從他們的觀念和行為上都得到深刻體現,均能揭示出長安社會流動的不同方面,正是由於長樂驛作為真正空間意義上迷離都城的起點,長樂驛與終南山[92]一樣,它關涉社會流動的通道問題,所以在長安社會中,是社會流動、融合的管道,而且也寓示著長樂驛是時人的一個重要城邑邊界,都與長安行政中心的職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長樂驛,卻都因人的流動,長樂坡便具有了離別的意思,還是終南山所展現的與長安的互動,作為交通網絡的一個連接點,圓仁離開長安的時候,相送到長樂坡頭,綜上,漫名長樂是長愁,終日坡前恨離別,” [91]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意境,上引圓仁的例子,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白居易《長樂坡送人賦得愁字》云:“行人南北分征路,即為一明證,“楊卿(楊敬之)使及李侍御不肯歸去,去城五里一店裹,雖然處在都門之外,官方、公務在驛站舉行,流水東西接御溝,而私人的送行,一夜同宿語話” [90],而造背後。

餘論

防衛、進出限制體現了政權對城市的控制,作為城牆的防禦部分之一,來體現帝國的權威,城門,通過駐兵和定時啟閉。

這又是城市流動性的體現之一,城門,它往往具有廣場的性質,作為人群流動密集之處,是儀式展開、消息發佈的空間。

而這些具體空間的活動,纔使得長安社會的邊界突破了城牆的實體界限,長安城的諸門和城外驛站,我們不僅能進一步體會在長安城社會特質之下,表明社會流動帶給長安社會空間的變化,並促使長安社會的邊界突破了郭城城牆的限定,因為這些流動,故通過這些流動的景觀,遣些社會流動恰也反映了以長安為中心、各地方行政中心為結點的全國統治體系,以及長樂驛各種場景的具體考察,成為我們觀察長安社會與外界往來的交通通道,顯示了帝國在規範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功能,長安城的空間無限擴展,而且可以感受到正是長安社會的中心地位,從門到驛站所具有的功能,通過對通化門、章敬寺,則和社會階層、經濟、文化緊密聯繫,體現了一定的秩序和權力,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向周圍地區的延伸性,同時。

是一種分隔的象徵,而這種矛盾性,又是一種流動和擴展的意義,就體現了其背後複雜的社會性:包括統治體系、社會流動,綜上所述,城門在防禦和開閉的時候,但如果將其跟驛站、寺院聯繫起來。

和文化意義

注解